在翻译的大洋里探索追寻和创造美

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翻译状态早已经被认定为衡定社会进步的标尺之一，所以梁启超在100年前就把译书看作是步入新世纪之路，认定“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是变革社会的“本原之本原”；如今，中国的历史脚步再一次跨入新世纪之时，翻译的状况又如何呢？国人对于翻译的理念和认识又如何呢？

我想，任何人如果有幸读到奚永吉先生的力作《文学翻译比较美学》，都会对此有新的感想和新的认识。

作为湖北省“九五”、“十五”重点图书和国家“十五”重点图书“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中的一本，《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全书81万字，厚重扎实，内容涉及到了文学翻译、比较美学、中外名著名译比较、翻译文体欣赏等诸多方面，既有宏观的观照，也有具体的微观比较分析，给人一种在翻译的大洋中遨游、徜徉、品味、追寻和探索美的快乐。作为一个读者，我确实从书中感受到翻译是一种美，而研究翻译是一种对于美独特的探寻与研究；翻译并非仅仅是一种“用”，而且是一种“学”。

回观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变迁，我们确实从翻译中得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人文环境，甚至溶入了我们的文化血脉之中，但是我们对于翻译的研究和看法却一直徘徊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了具体的翻译工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们的译书观念和美学思维，限制了我们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的发现和发挥。这是因为我们以往对于翻译一直难于彻底摆脱“工具论”（正如我们把外语看作某种工具一样）的影响，对于其研究也往往局限于某种形式、技巧和文体方面，而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翻译不但本身就是一种美及其美的探索和创造，而且是现代世界多种文化之美的一个交叉点和交结点，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所以，翻译家及其工作也绝不是“给人做嫁衣裳”，而对于翻译的研究和探索也决不是一种修补和装饰工作。

《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就为我们打开了这种眼界，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就文学翻译的研究而论，又必赖之于比较，求之于美学，概而言之，文学翻译的比较美学研究，不应仅仅泥守于译品的表层结构和形态，而应对其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特有的不同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作出审美价值的判断，从而寻绎和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正是出于这种理念，他把译品看作是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据点”，力图从中获得一种新的美学感受、经验境界。这正是这本书的内涵和功力丰厚之处。因为“美学据点”在这里不是空中楼阁，更不是著者随笔带过的一种理论观念的点缀和装饰，而是一个个熔铸了各种跨文化、跨时代和地域美学意蕴和丰采的生命体，不仅是可供理论分析的丰富个案，更是充满艺术活力的美的对象。著者对于它们乐此不疲的分析比较，交相发明和发现，最终体现了一种对于美本身的新的触摸和理解。在这种具体的分析和比较中，我们可以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和艺术个性是如何奇异地交合到翻译中去的；文化和艺术交流的涓涓细流是如何汇聚到世界与人类艺术美学大洋中去，并蔚成大观的；它们又是如何悄悄地潜入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艺术意识之中的。可以说，正是由于作者对于这些“美学据点”的具体比较分析，使我们能够从一种新的角度和层面感受到翻译之美以及这种美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是多通道的、丰厚的，而且是具有创造性的，它在不断扩展和更新着我们的审美世界。本书在各种具体的比较分析中都贯穿了这种研究理念。这是对于翻译美学价值判断的出发点，也显示了著者对于翻译个性及其创作的特殊的尊重和理解。例如著者对于林纾文言翻译外国作品的研究和评价，就显示出了其独到眼光和功力。著者并不回避文言与白话在文学欣赏等方面的差异，甚至也承认林译“漏译误译之处不少”，但是却不人云亦云，而是通过细致比较和认真分析，认为“林译自有一种疏畅流美之势”，其功实不可没。值得注意的是，著者是在“同一原著不同时代译品审美比较”一节中论及林译小说的，时代变迁及其审美状况是决定翻译效果的重要因素，但是著者却并没有拘泥于某一种时代风气的影响，把语言形态与译品的艺术魅力简单地等同起来，用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判断。